【案例分析】绝处逢生!GTE“紧箍咒”是如何破解的?

原创:Thomas Zhang  编译

(此文为Migration Alliance资深会员、法务编辑、移民法专业律师 Michael Arch撰写;译者经原文作者同意做了小幅编译。在此对原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移民案子真的会出现“奇迹”吗?或者说,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对于一个第一眼看去就不得不哀叹的移民部长“十拿九稳”的案子,是否还有争取司法复审的价值?Genuine Temporary Entrant(GTE,即真实临时入境)对于获取学生签证真的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关卡吗?

近期由联邦巡回法院Dowdy法官裁决的一个案子Singh v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 Anor [2018] FCCA 184 (29 June 2018) ,我们就从中发现了绝处逢生的奇迹。从艰难的表面往下深挖,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可以进行司法复审的案子;的确如此,建立在不满足真实临时入境要求基础上的拒签决定,有时真的可以成功跨越,所以GTE并不一定等同于一道封闭屏障。

一开始读起来,Singh一案的事实真的无法让人乐观:这又是一名印度公民,2008年3月在境外获得高等教育的573签证。此君入境澳洲后,又在境内续签过一次高等教育的学生签证,有效期到2014年。接着,他又试图申请会计学科的证书和文凭课程(572职业教育分支),但是这次移民部拒绝了他的申请。

移民部审查该572学生签证申请时,在案的资料显示申请人在澳洲有过如下的学习记录:

• 在2011年有足足四个月时间他没有就读任何课程;

• 在2011年有三个月时间他身处境外;

• 他没有就读他的第二个573签证里规定的商科学士课程;

• 他的第二个高等教育课程的电子留位信(eCoE)被学校取消了,但是他也没有继续就读任何一个其它高等教育课程;

• 在他居留澳洲期间,此人一共才完成了三个课程;

那么,此君何德何能得到老天爷的如此“恩待”,能够在如此强大的拒签证据摆在他面前的情形下,居然能够死地出逃、绝处逢生?

首先,申请人在AAT行政上诉裁判庭开庭听证前,递交了一封信,声称在他到澳洲开始留学生涯后,他的父亲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因此他不得不飞回印度若干次,去探望生病的父亲。

其次,申请人出示了由一位印度医生出具的证明他父亲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医疗证明。

再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Dowdy法官发现在AAT的书面裁定书中,裁判庭未能考虑和判断申请人的诉求,由于他父亲健康状况的因素,导致他在澳洲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并且申请人也为此提供了他的学业有中断间隔的说明。换句话说,申请人认为他父亲的身体健康因素是他本人无法控制的但又是情有可原的情形。

Dowdy法官认为,在AAT裁判庭的书面裁定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跟他父亲疾病相关的那份医疗证明书。就是因为AAT完全忽视了这份疾病诊断证明,Dowdy法官有理由相信AAT根本没有考虑这份证据。在Dowdy法官看来,裁判庭在其书面裁定中,只是笼统地声称“已经考虑过在案的所有证据”,根本不足以原谅裁判庭居然未能对如此重要的诊断证明做出判断而犯下的法律错误。

因此Dowdy法官认定裁判庭一方有管辖权法律错误:裁判庭没有对申请人就其父亲的疾病引起情有可原的情形而产生的重大实质性证据进行真实有效的考虑,也没有就申请人的“全部、所有”的证据进行考量,从而未能给申请人提供法律要求的程序公平。

该案的结果再一次向我们表明,仔细认真阅读AAT裁判庭的裁定书是多么的重要以及可能带来切实的回报:管辖权法律错误往往无法一下子就被发现、或者有那么显而易见。但是只要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就有了找出裁判庭问题的机会,从而可以将其提交司法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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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按:怎么样?这是我们第几次看到“程序公平”或“程序正义”的字眼了?此案也再一次向广大客户证明,找到一位真正能够仔细认真处理文件、对法律有着强烈兴趣和了解的专业移民咨询顾问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是对于华人客户来说,你们面对的移民代理或者移民律师,是否有良好的英文阅读基础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往往会成为你们挑选专业人士的关键。)